程耳：严肃的作者不应该是一个投机者
“我不是一个很享受拍电影的人。”《无名》上映一周后，程耳不那样忙碌了。拍电影让他头疼，程耳常会觉得压力很大，这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用他的话来说，“拍电影也太贵了”。
程耳语速不快，问题与问题之间，需要思考的时间，两边沉默几秒，他才不徐不疾地开口说话。因此他的回答往往更有清楚的逻辑，且把逻辑关系整理得相当清楚。这和他的影片带给观众的感受有所不同。程耳的影片大多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把完整的故事打散，用精细的电影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语法和表达在程耳看来是电影所必须的，这也让他成为中国影迷群体最钟意的导演之一。
他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让身边的人都慢下来，加入他的节奏。
为了《无名》，程耳参加了几次直播， 分别在李佳琦直播间、抖音和微博，去了几次他也接受了新的事物和话语，“不上链接吗？”、“跟他们说再加点货”。语速飞快的李佳琦在程耳面前，也变得沉静，安静又乖巧地提问。直播的镜头前，程耳总是没有太多多余的表情，从他的面容上看不到太多的情绪波动，一旁的王一博脸上也是类似的神情。后者抱着李佳琦的宠物狗，只是稍显得有点紧张和不知所措。
程耳第一次见到王一博，也大概是这样。程耳如今不太看国产片，年轻演员不太熟悉，当时剧作中一位年轻角色的选角让他非常发愁。直到看到了王一博的照片，程耳觉得，这个人可以见见。他没有联系方式，还是托黄磊介绍的。
第一次见面的那天，程耳及夫人吴娜，王一博和老板杜华，四人一块。谈话几乎都是在杜华和吴娜之间产生，另外二位出奇地安静。程耳和王一博坐在一旁，扭着头听她们说话，也没有人望向窗外，或者玩手机。
程耳很快确定了人选，在他看来自己也选对了人。“我本能地喜欢安静的人，不太喜欢过于生动的人。”程耳后来说。
程耳为了《无名》跑了中国各大城市，他认真地参与路演，和观众见面。路演的时间被除夕夜断开，分成两段：年前和年后。大家匆匆回家过除夕夜，然后再继续。为了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程耳回老家湖北过年的时候，还在武汉做了一场见面会。
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程耳和团队再次开启了路演，起点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上海。坐在黄浦江边的酒店，程耳写下了一篇文章，开启了新一年的工作。王一博和王传君准时抵达，不约而同地，带了片中出现多次的拿破仑给程耳。他们再次享用这一种用三层酥皮夹两层奶油做成的点心。程耳的文章中写道，这是王一博为《无名》工作的最后五个工作日。
2023 年这个春节，沉寂了一年的中国电影似乎重新回到了话题中心。整个春节档最终票房锁定在了 67 亿 。这让影视行业看到了希望，年后影视公司开始繁忙，不少电影记者已经抓不到片方的人聊几句了，对方的回应只是说：“太忙了”。
今年票房仅稍逊于 2021 年春节档的 78.22 亿，那是一个拥有超级强片《唐人街探案3》和《你好，李焕英》的年份。考虑到影院数量从 56 万家减少至 45 万家的情况，今年的春节档依旧创造了 1.5 亿人走入影院观影，堪称奇迹。
春节档在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始于十年前。对于观影习惯刚刚培养起来，却又庞大的观影群体而言，一年如果只进一次电影院，春节档成为了首选。中国电影迎接了最密集的观影人群，与之带来的就是铺天而来的讨论。
程耳看了这些讨论，也没太在意，他还是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创作上。但他观察到，参与讨论的人数和真正走进电影院观影的人数是无法对应上的。1 月 23 日，电影上映后两天，有网友发现在豆瓣上，在《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的短评只有 83040 条和 78773 条时，《无名》的短评数已经到了 146744 条。
在影评人戴天文看来，《无名》选择春节档可能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对于此前国产特效大片和喜剧片占据的春节档，《无名》这样带有明显表达的作者电影可能换一个档期，能让更多的观众不急不慢地走进影院，仔细体察导演希望通过影片表达出的况味。
截至 2 月 6 日，《无名》的票房达到了 7.87 亿。程耳对这样的成绩也没有觉得特别惊喜，跑完了路演回到北京的他，终于可以找找自己的生活节奏，重新回到白天看书，下午写作的状态。“整个人放松下来了”，程耳说。
程耳和他的团队虽然合作了多部影片，但是在春节档的经验上多少是缺乏的。跑完路演，即便对于导演本人，他为《无名》进行的工作也接近尾声，目前也就是接受几个上映前没来得及完成的采访。程耳说，影片完成后他最大的目标或者期待就是不让投资人亏钱，“挣多挣少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想给博纳一个交待。
程耳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但也没特别严格地执行，用他自己的话，尽可能做到大差不差。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程耳保持自己的节奏，至今他只有三部长片作品，《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加上一部毕业作品《犯罪分子》。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程耳花了七年，他没觉得自己的节奏很好，“确实是拍得太少、太慢了。”
程耳在中国作者导演中，是一个异类。绝大多数作者导演，或者是选择电影节路线，他们差不多放弃了国内市场，转而坚持自己的直接表达，去国外参加电影节；或是直接转型成为了商业导演，拥抱市场。程耳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在坚持自己表达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电影和观众见面。在宣传片中，《无名》被幽默地称为“超级商业片”，这大概是一种程耳和团队对自己的揶揄。
程耳几部作品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团队，这让程耳稍微不那么焦虑了。一位多年和他合作的工作人员，毫不吝惜对程耳的赞美：“他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作者导演之一，像他一样又拍又写的导演在世界范围内都没几位。”
程耳平行地创作电影和小说，往往会在电影上映后出版一部小说。他觉得“剧本和小说的语法是不一样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他出版同名小说。在《无名》后，他的新小说也将出版，这部作品被他取名为《东亚往事》。
春节里，程耳也公布了自己的新片计划，今年夏天他将前往亚洲各地拍摄《人鱼》。“这是一个现代故事”，程耳一直想拍一部现代戏，因为成本至少可以压下来，不享受拍电影的他也许压力会小很多。
以下是我们与程耳的对话：
《WSJ.》：你的作品有很大的阔度，从《犯罪分子》、《边境⻛云》、《罗曼蒂克消亡史》到 《无名》，从年代戏到现代，这种跨度对你来说是个困难的事情吗?
程耳 ：主要还是题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变化，看你怎么看。对于我来说，其实无论拍哪一个年代、哪一种题材，我不认为本质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WSJ.》：在一些人看来，你的片子接受起来都有点困难，甚至觉得看不懂。比如惯常使用非线性叙事，对镜头语言很考究，对细节的追求，对数量意义上的观众来说有点挑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耳 ：我觉得你刚才列举的这些要素才是电影，才是电影所独有的、电影所特有的魅力所在吧。
《WSJ.》：《无名》和你之前的几部作品相比，是否更偏向市场做了一定的妥协？
程耳 ：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其实也还好，每个阶段的创作肯定会有差异，有一些要求也不太一样。肯定是有某种平衡，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好。昨天看到有一个说法还不错，说我们最终还是保持住了一些东西，但有些东西其实也没法说得过于透彻。
《WSJ.》：春节档目前算是结束了，你会比较关注这些所谓的争议吗？还是说你作为一个导演，其实还是比较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程耳 ：我正常吧，我也知道有一些争议，但是我也没有说过于关注，或者过于被影响。目前来看，参与讨论的人数和票房是不成比例的，其实是有大量并没有看电影的人加入了讨论，从数据的角度来说是这样。
当然既然是电影，你是创作者，其实人人都有讨论的权利。讨论没有什么，都是正常而合理的。这个无伤大雅，我也不会介意。
《WSJ.》：你的作品大多采用的是多线叙事，或者是非线性叙事。在您的理解中，时间就是非线性的吗？电影中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程耳 ：我觉得物理的时间是线性的，但是回忆的时间是非线性的。那么对于创作而言，我觉得哪种都可以吧。创作者根据自己的习惯，根据他的文本，自己去做选择都是可以的。电影是创作，可以逃脱时间的线性给我们必然带来的遗憾，反倒可能是一种逃离的方式吧。
《WSJ.》：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大时代下的个体而言，回忆是重要的吗？
程耳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无论是某种反思也好，某种回顾也好，回忆是难免的。回忆一定不会是都从第一刻开始，一定是跳跃式的。就像梦一样，梦也不可能是线性的。
《WSJ.》：很多人从《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看到了昆汀的影子，你在电影学院读书到现在一直是一个蛮神秘的导演，作品其实也不是很多。很多人对你的电影师从、哪些导演对你影响比较多感兴趣，可以说说吗？
程耳 ：我个人是很喜欢昆汀的，尤其是昆汀早前的作品，在《无耻混蛋》之前，昆汀的作品我挺喜欢的。但是昆汀也不一定是起点，最初让我觉得真正地静下心来看所有的作品和剧本的应该是布努埃尔。
《WSJ.》：在《无名》中你是不是更考虑观众了，在剪接上会更让观众看懂一点点？
程耳 ：我这个倒不是刻意地为了观众能理解，其实《罗曼蒂克消亡史》里也有重复。我自己是不太理解关于一部电影看不懂这个说法的，也一直都没有揣摩出这个句子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好像没有哪部电影我没看懂。每个人都有观赏习惯上的不一样，每个人的阅读经验都有差异，所以我觉得都正常。
《WSJ.》：很多人觉得从《无名》的故事来看，故事是相对简单的，没有采用非线性叙事的必要。你是否愿意回应这样的观点？
程耳 ：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个创作习惯，包括电影本体上在语法或者美学上的东西。出于本能也好，习惯也好，我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式。我以前拍《边境风云》，有人拿去完全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剪辑过一遍，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一个作品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表达是不能够孤立地去看的，它是一个整体。
《WSJ.》：《无名》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是第一次看到汪精卫伪政权时期的景观。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你来说有什么大的吸引力呢？
程耳 ：我个人在阅读方面对近代史还是比较有兴趣，常常会看关于近代史的各种书。随着你了解地越来越多，就会发现不同的书，一定会用不同的视角描述同一件事情。得到的信息多了之后，你会渐渐地有自己的思考，会试图自己去梳理这一段历史，最后会去排列里面的逻辑关系，自己形成一个观念。没有哪一本书一定是权威的、面面俱到的，因为已经是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了。
久而久之可能有一些人物、事件，包括发生这些事情的某个地方，会在你心里沉淀下来，很难忘怀。那么最终挥之不去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无名》和《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两个剧本的由来。
《WSJ.》：《无名》和《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存在先后关系的吗？或者说《无名》讲的是在罗曼蒂克（浪漫）消失之后发生了什么吗？在很多人看来，在浪漫消亡之后，我们都需要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和杀戮。这种解读你认同吗？
程耳 ：一定要去寻找的话，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回避的。毕竟是同样的创作者、很多重叠的团队一起工作的结果。这两部几乎关于相似的一段时空，肯定会有相似之处。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说道，喜欢哪个城市就会喜欢那个城市的饭菜，不喜欢哪个城市就不喜欢那个城市的饭菜。在《无名》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也表示自己吃不惯。两部作品肯定是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或大或小。
我觉得它们可能在共同完善那个年代，都是那整个年代的某一种拼图。《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无名》可能是它的补充。
《WSJ.》：你电影在选角上让观众很意外，都是选取很有公众认知的演员，又出其不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程耳 ：演员们在生活中的差异肯定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年龄感都是千差万别的。但大家说每次我在演员的选择上，为什么挺不可思议，但最后都还挺成功的？这其实是作为导演来说很基础的要求。无论什么样的演员，在这部电影的语境之下，应该是能实现一种统一。
每个演员互相之间是都是平衡的，不会有谁突然跳出去了，或者是有哪个演员出格了。我觉得导演的功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让演员的表演统一到你所期待的，或者电影表达所需要的语境之下。
《WSJ.》：王一博是《无名》第一个定下来的演员，当时为什么选择王一博？你怎么评价他的表演？你认为他和角色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程耳 ：因为我之前没有拍过这个年龄的演员，我拍四十多岁的演员比较多，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年轻的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确实非常不了解。总体来说我对演员都不是太了解，因为我看得不是很多，尤其是年轻演员，我就更不了解了。所以当时在剧本刚刚开始写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角色一直比较焦虑，吃不准。
其他的人都是可以解决的，无论是以前合作过、我后来知道的、了解的。只有这个角色，因为他太年轻了，我实在是没有涉猎过。
后来我看了一张王一博的照片，我觉得不妨可以见见面。但我也不认识他，所以我就拜托黄磊帮我联系 ，后来很快我们确定了这个事儿。完成下来当然效果非常好，你也看过片子，每个演员包括王一博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从来不会去夸张地表达我的评价，王一博就是完成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WSJ.》：你在现场会有怎么样的工作方式？会上手给演员演一遍吗？
程耳 ：在现场的工作方式，我们事先会沟通，会有充分的交流，偶尔我也会自己演一遍。
《WSJ.》：黄磊的角色在《无名》中让人印象深刻，他有一句台词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不适应这个巨变的时代。”这是你想通过全片表达的核心观念吗？在一个巨变的大时代下，每个人的选择是否是丰沛的？
程耳 ：大家都对这句话记忆很深刻，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映照了眼前的自己。我觉得也无妨吧，因为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其实个人的命运确实是渺小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句多么阳光向上的话，黄老师在这个片子里也并不是一个阳光向上的人，我觉得倒也是统一的。
总体来说，我还是试图去保持对近代史、个体生命或者人性的一种最基本的态度。我觉得严肃的作者不应该是一个投机者，我力所能及地在保持着这种态度。
《WSJ.》：你每部片子的创作周期都很长，也鲜少走国外电影节这样的路径，这样的创作周期是刻意在放慢创作节奏吗？还是这是对你来说比较正常的创作节奏？
程耳 ：其实也没有刻意。我倒也不认为我的节奏是好的，反而觉得自己确实拍得太慢，或者说拍得太少。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感而发，在阅读和生活之后，一定有些东西会慢慢地沉淀下来，有挥之不去的那一部分。不吐不快才会有表达的冲动，我才会比较积极地去做前期的那些工作。
因为电影确实也是个复杂的事，时间一拖就拖过去了，我有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享受拍摄的过程，我不是太喜欢拍电影，所以我就一拖也就拖了很久。
《WSJ.》：你不太喜欢拍电影是因为和演员沟通起来很累吗？
程耳 ：这不是跟他们沟通的麻烦，麻烦不在于真实的沟通上。当我们拍摄起来，因为都是非常成熟的团队，所以其实大家的沟通是非常顺畅，非常有效的。
这种难以轻松，在于因为其实我得对结果负责。其实它有一种反差在于，其实摄制组是一个特别欢乐的团队，尤其是在收工之后，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还挺愉快的。
我有时候其实也会挺羡慕其它的工种。在现场我确实特别难以真正地放松下来。我还会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我会觉得很惶恐。因为我是唯一需要考虑怎么收场的人，也是唯一需要对所有的决定负责的人。所以我很难放松，我特别地不享受。
《WSJ.》：你的电影好像在很努力地跟公众见面，这在中国作者导演中不太常见。
程耳 ：我肯定是更注重公众这一块。我还是更希望自己的片子能够走进影院，真正地跟大众交流。对于大多数导演来说，无非要么取悦市场，要么取悦电影节，但我可能还是在另外一条路上。
《WSJ.》：在不拍电影的时候，你会把更多的时间贡献给阅读吗？
程耳 ：不拍戏的时候，我尽可能地把时间规划成上午阅读，下午写作。因为很难这么严格，但大概其大差不差。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阅读，然后写剧本。小说的语汇和语法跟剧本是不太一样的。
《WSJ.》：你也会给《无名》出版一部小说吗？会叫《无名》吗？你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程耳 ：新的小说差不多了吧，新的小说不叫《无名》，叫《东亚往事》。我比较偏爱类似于像博尔赫斯，《云图》的作者、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但文学现在确实没有以前看得那么多了。因为新的作者和作品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
我最近也在看关于建筑的一些入门的书，就是瞎看，看得特别杂。我正好在看畏研吾，那本书带有他自己的回忆色彩，也有他对建筑的一些认知。建筑已经来不及学了，最近更多是历史人物的回忆录。
《WSJ.》：很多人觉得你的作品看不到地域性，你是湖北人，但是几部重要作品都和上海有关，你怎么看待自己对于题材和地域的偏好？为什么钟情于上海，它寄托了你的哪些关照？
程耳 ：拍到近代史、拍民国，其实上海是一个最绕不过去的历史事件发生场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上海是从近代以来，或者说这么多年下来，所有人努力去发展去建设的一个城市。在文明程度上，它是一个代表。包括武汉、南京，它们跟上海都是一个方向，都市感也好，生活方式也好，文明程度也好。
其实上海这座城市有我们的愿景，有我们的挫折，也有一些历久弥新仍然能够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上海是座特别丰富的城市。
《WSJ.》：你在大年初二在《无名》官号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在从浦西看浦东的几栋高楼时，用了“凌厉”来描述它们，为什么会用到这个词？
程耳 ：凌厉这个词是流淌而出的，但我觉得这个词在当时的心境之下是合适的。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这一点，只是那天因为正好是阴雨，所有的楼都只能看到半截，雨气蒙蒙的。但是那几栋楼穿破天际的气势和轮廓，我觉得当时给我一种很凌厉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其实这个词本身是暧昧的，很多东西只能意会。
《WSJ.》：你在那篇文章中说，电影的意义之一在于寻找，在于探寻某种真相或者抚慰某种善意。这种真相和善意的无端变形，有时候会轻易产生错乱，影响个体的命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陷入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中的“抚慰某种善意”？
程耳 ：电影特别大的一个意义还是在于它至少是传播善，它可以表达恶，但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去传播善。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我也从其他导演的电影中收获了很多，包括认知上的、精神上的，甚至包括心灵上。
这些电影一定、至少是部分地塑造了现在的我。所以我也希望我的电影，也能够把这种益处延续给我的观众。